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总结范文篇1
关键词：城乡商贸统筹;试点;重庆;机遇;挑战
abstract:astheonlytrialofimplementingthe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chongqinghasencounteredbothgreat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theessenceofthistaskisthetransformationfromthedualurbanandruraleconomicstructuretoamodernsocialone,focusingonthebalanceddistributionofurbanandruralresources,inwhichthekeyisthesysteminnovationandindustrialdevelopment.thegooduseofprecursoryeffectofcommercecirculationindustriesandtheoptimaldistributionofpopulation,elementsandproductsledbythebalancing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commercewillbehelpfultopromotethebalancedmarketsystem.thelastingincreaseineconomy,thetransferbetweendomesticandinternationalindustries,theupgradingofconsumption,andtheimprovementonexternalenvironmentofruralmarketprovideaextremelybeneficialexternalenvironmenttothebalancedurbanandruraldevelopmentofcommerceandtradeinchongqing.thetrialmakesitpossiblecarryoutreformsandinnovationforsystem,mechanismanddevelopmentmodel.whileaseriesoffactors,suchastheeconomicandsocialtransformation,theshortageofneed,themorefiercecompetitioninandabroad,theimbalanceofregionaldevelopment,thewideneddifferenceofincomelevelbetweenurbanandruralregions,theshortageofcommercialbasisinruralregions,themechanicalobstacleofcirculation,maybringsomemorerigorouschallengesandthreats.
keywords:overallurbanandruralcommerceandtradeplanning;trial;chongqing;opportunity;challenge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严峻的“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统筹城乡发展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2007年6月，中央批准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的是在重庆这样一个具有中等省构架和欠发达省特征的直辖市，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之路，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寻求突破。8月，商务部同意重庆作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希望通过重庆的先行先试，实现重点突破，形成机制，促进发展，示范带动。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对于全国商贸流通改革发展，对于探索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之路，具有全局和典型意义。
一、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意义
（一）重庆突出的城乡二元特征，使城乡统筹发展极具示范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三大经济改革试验区都在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相对不发达地区，在中西部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试点，是加快建立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的需要，是探索建立构建和谐社会体制的需要，也是探索中西部地区发展模式的需要。重庆是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比较发达的城市与特别落后的农村并存。全市人口3100万，三分之二在农村。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基本国情的缩影。重庆集合和叠加了我国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与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区相似的基本特点，再加上大库区，又处内陆腹地，城乡统筹发展特别具有代表性。在重庆进行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开展体制机制方面的探索和改革，对全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具有典型意义和明显的示范带动效应。
（二）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设计，它体现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质是就是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机整合起来，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其核心是实现城乡资源的统筹配置。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城乡市场的协调发展在城乡间有效配置资源,其关键是制度创新,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人口、资源与要素、产品的合理流动；其重点是产业的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无从谈起。必须通过产业的发展，带动人口、要素与产品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商贸流通产业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和神经，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代化都离不开商贸流通的先导性与基础性作用。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商贸流通对经济增长的先导性作用；发挥商贸流通在促进工农业生产，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丰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以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拉动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三）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是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重庆商贸流通产业本身，也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商贸繁荣繁华，农村商贸相对落后，是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基本国情的一个缩影。农村消费水平低，农村市场规模小，制约了重庆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大；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村流通渠道不畅，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城乡商贸发展不平衡，加剧了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状况，影响商贸流通产业规模扩大与健康和谐发展。只有加强农村市场的开拓，扩大农村消费，才能做大商贸流通规模；只有农村商贸流通发展，才能做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高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与运行质量，迫切要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二、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分析
1.“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指明了道路
2008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未来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明确要求重庆要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率先”与“统筹”成为指导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关键词。“三中心两枢纽一基地”的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发展目标将建设以区域性中央商务区、长江上游物流中心和购物中心、完善的电子商务平台和现代市场体系为核心内容的长江上游商贸中心推上前台。商贸流通作为先导性产业，是决定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以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带动工农业生产，带动重庆经济发展，是新时期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发展义不容辞的责任。
2.开拓市场、扩大消费使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成为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随着市场供求总格局根本性的变化，需求瓶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大，开拓市场、扩大消费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市场与消费的扩大不仅是城市市场与消费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农村市场与消费的扩大。这使得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也成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3.农村市场发展外部环境正在改善
2004年和2005年两个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9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商品流通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57号）、商务部《全国商品市场体系建设纲要》及其他十几个相关文件，对农村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建设从政策、目标、方针和战略上都予以了明确的阐述。国家对涉农商贸企业采取了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特别为建立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了城乡消费者的权利。初步建立了重要商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和流通监管制度。采取措施推动了城乡统一市场的形成和流通业的有序竞争。商务部从200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截至去年底，全国2287家流通企业在1817个县市进行试点，累计建设连锁化农家店超过16万个，覆盖了全国63%的县市。中央财政投资7.5亿元，带动地方和企业投资约117亿元，扩大农村消费近600亿元，吸纳富余劳动力约65万人，使1.4亿农民受益。2006年11月，商务部又了《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计划到2010年，连锁农家店将覆盖90%的县和85%的乡镇，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我国农村市场发展环境日趋改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4.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外部环境日趋良好
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以及消费升级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全市宏观经济形势持续向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500美元，是城乡商贸统筹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2007年上半年，重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8.4%，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2.2％，这为扩大消费、促进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三环十射”交通网络和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力和广阔空间；长江上游经济带、川渝、渝黔经济合作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在更大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强化功能、聚合要素、拓宽市场提供了新的空间。
5.重庆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近年来，重庆商贸流通产业迅速发展，商贸流通规模进一步扩大，2006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03.58亿元，增长1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西部各大城市中位居首位、全国各省区第22位、西部各省区第5位、直辖市第3位，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快1.7个百分点，列全国第8位、西部第3位、直辖市第1位；商业设施日趋完善，拥有中国西部最大的商业步行街区-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西部最大的商贸流通企业——重庆商社集团、最大的零售超市-家乐福、设施档次最高的商务机构-大都会、全国医药行业最大的零售连锁企业-和平药房总部、西部最大的商品交易市场-朝天门市场。大市场、大商场成为商贸流通的骨干，集聚辐射作用明显增强，商业大都市雏形显现。作为西部唯一具有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运输的综合交通枢纽型城市，现代物流迅速发展，新型商业业态进一步发展，连锁商业快速发展，销售网络体系不断向社区和农村乡镇延伸，流通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拓展。2006年，重庆城市消费继续升级，农村消费持续升温。新农村建设起步良好，各种惠农政策效果显现，农村市场“双建工程”加快推进，全年新建乡镇连锁经营超市45个，村社便民放心商店883个，累计分别达到191个、1761个，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382.54亿元，增长13.2%，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6个百分点。特别是100个中心镇商业销售服务额239.18亿元，增长18.5%，成为农村市场快速发展的亮点。重庆“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格局正在展露，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基础逐步形成。
6.国家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提供了试验机会与试验空间
国务院同意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重庆继20世纪80年代计划单列、90年代直辖、三峡移民开发和西部大开发之后，又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商务部同意把重庆作为目前全国唯一的“城乡商贸统筹发展试点区”，并指出：“加强重庆市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对于优化我国区域商贸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商贸协调发展、探索全国特别是西部地区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之路、解决我国区域和城乡商贸发展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要求重庆立足本地实际，充分用好现行政策，在行业管理、地方法规制定、商贸理论创新、带动城乡商贸统筹发展的龙头企业培育等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努力创新，为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发挥示范作用。这就将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推向前沿，为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增添了动力，为体制机制与发展模式创新改革提供了可能。
（二）挑战分析
重庆商贸流通产业在过去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商贸流通产业在开拓市场、扩大消费、引导生产、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完善城市功能、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推动全市经济增长、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商贸流通产业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所抑制，但尚未根本消除。经济社会转型、需求不足、国内外竞争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农村商业基础的不足、流通领域的体制性障碍等一系列因素又给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与威胁。
1.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消费水平低，制约城乡商贸流通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1000-3000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一般而言，城乡经济发展由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的转折点应在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2006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86.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2%。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12.3:43.0:44.7。人均gdp12437元,刚刚超过1500美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70元，城市人均消费支出939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874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205元，人均社零总额4998.5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经济规模较小，购买能力不高，制约城乡商贸流通发展。
2.“二元结构”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重庆具备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浓缩了中国国情。重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为4∶1，大于全国和西部的城乡落差；市域的都市区、渝西和三峡库区三大区域人均gdp之比为3∶1.6∶1，大于全国东、中、西三大地带的落差；最高和最低的区县人均gdp相差10.5倍，大于上海和贵州的落差。城市化水平较低，主城特大城市较为发达，中小城市发展较为滞后，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落差较大，严重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城镇经济实力不够强大，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小马拉大车”负重艰难，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3.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从根本上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管理体制阻碍了城乡资源的合理流动与有效配置，制约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束缚在农村中。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压低了农业生产收益，削弱了农业、农民、农村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农村投入不足，农村发展资金明显不足。城乡产业发展关联度不强，农村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迟缓。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系尚未建立，城乡商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城市工业品下乡，农村农产品进城渠道不畅，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4.重庆城乡商贸发展差距大于全国，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任务艰巨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必然体现在商贸流通领域。2006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达76410亿元，人均社零总额5813元。城市消费品社零总额51543亿元，同比增长14.3%；县以下农村消费品零售额24867亿元，同比增长12.6%。城市与农村社零总额分别占比67.46%、32.54%；2006年，重庆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03.6亿元，人均社零总额499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21.04亿元，增长16.3%，同比加快1.7个百分点，比全国水平快2个百分点，拉动全市社零增长11.8个百分点，对全市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76%，成为全市消费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382.54亿元，增长13.2%，同比加快1.5个百分点，比全国快0.6个百分点。城市与农村社零总额分别占比72.75%、27.25%，全市53%的农村人口实现的社零总额只占全市的27%，农村社零总额增长速度比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低2.2个百分点，比城市低3.1个百分点（如表1所示），城乡商贸流通差距还在加大，城乡商贸流通发展不平衡状况比全国更为严峻。发达的城市商业与落后的乡村商业并存，城市与农村商业设施建设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主城区、大城市大型商场闲置较多，县及县以下农村商业设施较少，小门店较多，缺乏可以承接大型商业企业进驻的商业设施，缺乏足够的农产品专业市场，难以有效满足农产品流通需要，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任务艰巨。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重庆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农村市场开拓难度大、运行成本高，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市场发展外部环境正在改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深入推进，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新型经营方式和小型超市、便利店等农村新型流通业态发展良好。各类市场迅速崛起，形成了结构相对完善的农村市场网络。重庆农村市场“双建工程”也迅速推进，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然而，受多年来“重生产、轻流通”、“重城市、轻农村”等思想影响，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仍显落后。虽然大力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市场消费环境，但农民收入增幅仍较为缓慢，支撑农村消费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不能满足农村现代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农村财政总体投入较低，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不足，政策扶持力度不够，水、电、通讯及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商业设施投入更加薄弱，农村市场网点少、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竞争力弱；农村市场主体规模小、实力弱，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低，市场观念不足，缺乏经商经验与手段；农村市场专业化程度不高，物流配送相应滞后,农产品流通环节多，信息不畅,交易方式落后，流通成本往往高出城市10%以上，流通费用高，流通效率较低；农村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假冒伪劣、恶性竞争、商业欺诈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发展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农村市场与地方经济的融合度不深,对农村产业的带动较为乏力，诸多因素，制约农村市场的开拓，制约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重庆城乡商贸统筹发展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历史赋予的重任，必须解放思想，明确思路，科学谋划，统筹安排，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逐步消除城乡之间要素、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促进人口、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城乡合理的分工定位，建立以贸促工、以贸促农、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创新城乡商贸统筹发展模式，推动城乡商贸统筹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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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总结范文篇2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3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实现小康生活的主要途径。具统计，农民人均从乡村企业获得的工资收入：2000年为760元，到2005年底达1100元。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加了农业技术设备，仅1978—1998年20年间，乡村工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就达1000多亿元。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贡献更加突出，仅2000--2005年期间，乡村企业支农补农及农村各项社会性支出累计达780亿元。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的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打破了狭隘封闭的传统观念意识，现代科学知识和市场观念提高了农村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农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
是什么因素促使乡村工业在短时期内迅速崛起，并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发展势头呢?在解释促进乡村工业发展的因素时，许多学者遵循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从劳动力资源、资本积累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来展开分析，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认为，乡村工业之所以得以迅速增长，关键的就是它能够利用中国农村所具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并且由于长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制度安排的抑制，农村积聚了大量过剩的劳动力，而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恰是乡村企业发展的主要优势。有关资料显示，与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相比，乡村企业消耗的劳动力更多，从1978—1996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和乡村企业资本密集度的比较来看，在多数年份中，乡村企业中的工人人均净资本存量一直不到国有企业的20%，但就每1000元产出所雇佣的工人数目来说，乡村企业却是国有企业的好几倍。显然，乡村企业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所以，乡村企业大多是非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同时，由于乡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以大量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机械操作为主，因此并不需要高素质劳动力，这使大量农村低文化素质的过剩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在大多数乡村企业中，既没有实行高水平技术的可能和条件，也缺乏接受高水平技术的入手，即使有些乡村企业需要一部分技术人才，在1984年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并带动了相应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以后，多数乡村企业可以通过高薪、重奖、高福利等措施招聘引进。无疑，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但众所周知，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决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现象，为什么在此之前，乡村工业没有能够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呢?尽管乡村工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但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对企业的启动以及企业扩大所需的资金积累是必不可少的。乡村工业化是中国特有的，它不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工业化，因此，来自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极少。在融资渠道方面，乡村企业向国家银行的借贷十分有限。有关资料显示，在1993—1996年间，在乡村企业和国有企业获得的正规银行贷款总额中，乡村企业的贷款额仅占10%。可以说，乡村工业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20世纪80年代农业产量和农村收入的超常规增长，为乡村工业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条件。具统计，从1978—1984年，全国粮食增产33.6%，棉花增产18&9%，油料增产128.2%，经济作物及其它农副产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也大幅度地增加，全国农业总产值增长118.3%，超过了农产品产量的增长幅度。”增产的农产品和货币形态的农业剩余都掌握在农户手中，这些农业剩余一般通过四种渠道转化为乡村企业的投资：一是有条件的农户在增加消费之外将一部分农业剩余直接用于投资，兴办以个体农户为主体的户办企业；二是以乡村企业为主体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农户的农业剩余用招工集资、本厂职工集资、社会招股集资等形式集中起来，作为乡村企业的铺底资金或扩大资金；三是通过农户储蓄存款的方式，将一部分农业剩余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等金融组织，再由金融组织贷款支助乡村企业；四是以家族亲朋信任或农户之间合约为前提的民间借贷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乡村企业的资金需求。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在融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然，乡村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主要源于农业剩余的积累以及外商投资。问题在于，20世纪的80年代乃至于90年代以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量农业剩余的产生呢?
乡村工业一经起步，就遇到了相对丰富的市场机会。由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实行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型发展战略，造成了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从基本食品到各类衣物等日用消费品实行低水平的定量票证供应。这种市场的极不饱和状态为乡村企业的起步阶段提供了非常充裕的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在1978—1982年间，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分别以年均5.8%和6.5%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1952—1977年3.0%和1.8%的增长速度。消费品市场短缺和居民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为乡村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它们以低质廉价的产品迎合市场需求，进入到长期受到压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填补了由重工业导向型的国有企业遗留下来的空缺。尤其重要的是，乡村工业从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市场竞争的环境。与国有企业不同，乡村企业的能源和原材料的供给只能从计划分配范围以外取得，它生产的产品也只能在计划渠道以外通过价格竞争去销售，职工没有铁饭碗，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被淘汰，乡村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比国有企业大得多，企业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对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可见，乡村企业不仅以自身的迅速发展冲击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制度，而且运用市场环境带来的机遇不断地发展壮大了自己。值得深思的是，消费晶短缺的年代长达30多年，乡村工业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不能利用市场机遇，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丰富的市场机会又是怎样获得的呢?
三、制度变迁是根本性的因素
第一，从廉价劳动力优势方面看，传统制度的压抑和制度创新的解放是这一优势能否发挥的根本性因素。如上所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是乡村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发生的，在此之前乡村工业并未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发展。众所周知，由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多子多孙的生育偏好，加之20世纪50--70年代的人口控制决策的重大失误，中国的人口以及相应的劳动力人口在巨大的基数上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尤其在农村，由于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有限性和农村现有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水平，养儿防老和对重体力劳动力的需求，使农民理性地选择尽可能多的生育子女。在人口超高速自然增长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双重作用下，农村积聚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亿人左右。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在“以粮为纲”的农产品结构条件下，被僵化的生产队管理体制牢牢地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他们不仅没能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优势资源，相反造成了农业自然资源的超重负荷，大量活劳动强制性追加投入，导致种植业边际效益递减。显然，在改革之前，农业内部已经蕴涵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即将大量滞留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从1978年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大大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人身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然而1984年以前人民公社制度尚未解体，各种阻碍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制度性障碍尚未拆除，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与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迫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中寻找农业以外的新出路。国家在坚持既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城乡隔离政策的前提下，放宽了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限制，鼓励农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乡村工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得以迅速崛起的。可见，改革之前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大量存在，但原有的制度框架既剥夺了他们退出农业的权利，也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自由。改革之后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使各种制度障碍逐渐被拆除，才使农村廉价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在乡村工业发展中得以发挥。
乡村产业发展工作总结范文篇3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乡经济社会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的滞后局面日益显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农业农村工作。农村土地、房屋等资产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其产权制度也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它对于稳定农村生产关系、促进农村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推进农业农村的改革创新首先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并且，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既是激活农村资源、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现实选择，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迫切需要。今年，我乡被确定为全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乡，为我们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全乡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这一加快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充分认识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域经济跨越式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牢固树立创新奋进、攻坚克难的思想，把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全乡农业农村工作的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地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向深入。
2012年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工作步骤
2012年，按照试点先行、稳妥推进的原则，以农村资产确权发证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重点抓好前大槐树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共分五个阶段：
1.摸底宣传阶段（5月5日--7月1日）。结合县相关部门抽调人员和乡、村、组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村入户进行摸底调查、宣传动员。填写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农村集体财产收益分配权调查摸底表，完成土地、房屋的测量、面积核实等各项工作。同时，结合调查摸底中发现的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
2.汇总核实、公示结果阶段（7月1日-8月1日）。在完成摸底调查工作后，结合县委农工委、县国土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分别按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农村集体财产收益分配权进行分类、核实，对核实无误的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分别形成分类统计表。核查、统计工作完成后，对摸底调查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对公示过程中群众提出异议的问题，由相关部门研究解决。
3.公告发证阶段（8月1日-11月1日）。由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提出登记申请后，结合县委农工委、县国土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对符合登记条件的农村产权进行登记前公告，公告期为7天。对公告期满无异议的，分别由相关部门报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办公室审核，报经县政府批准后，予以注册登记，并向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确权发证。
4.档案整理、信息处理阶段（11月1日-12月1日）。确权登记工作结束后，结合县委农工委、县国土资源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相关部门及时将相关登记信息报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办公室，统一完成资料归档和信息处理工作。
5.验收总结阶段（12月1日-12月31日）。由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办公室制定验收办法，并组织相关部门对试点村的确权发证工作进行考评验收，提出奖惩办法，奖优罚劣。并对确权发证的整修过程进行回顾总结，查找不足，总结经验，完善政策，适时谋划推进下一步的试点工作。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保障措施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为全面加强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领导，乡党委、乡政府成立由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以及各片片长组成的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组织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二）夯实基础，造浓氛围。通过组织召开动员会、专题会、组织讨论等形式，聘请专家或专业人士，对全乡各级干部特别是涉及到的乡直单位、村等一线干部强化培训，提高业务能力。并适时组织到先进地区学习考察，积极借鉴外地经验，夯实工作基础。采取印发宣传资料、张贴标语、悬挂条幅、入户动员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重大意义、政策原则、工作步骤，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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